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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仙降鎮的一條河邊，兩汽車貸款位女性用河水清潔衣物。 汲東野攝
　　2013年，“懸賞請環保局長下河游泳”事件之後，仙降的膠鞋廠老闆背上了工業污染環境的“罪名”。輿論認為，他們既是當地製鞋經濟的締造者，也與銀行利率環境的惡化難逃關係。如今，眾人眼中的“污染者”竟然要以下河冬泳的形式來“推動治污”
　　法治周末記當鋪者 汲東野
　　發自浙江瑞安
　　2月17日上午，葉凱在家鄉的“母親河”中游完全程300米，覺得還不過癮，又一頭扎系統家具入水中，向起點游去。
　　這是浙江省瑞安市仙降街道(原為仙降鎮，2011年撤銷仙降鎮，設仙降街道)，這條河流被稱為東河。上岸後，這位“80後”膠鞋廠老闆難掩心中房屋出租的喜悅。
　　“這條河裡的水比想象中好很多，我不小心喝了兩口，也完全沒有味道。聞起來也沒有異味。”事後，葉凱對法治周末記者回憶說。
　　作為浙江省瑞安市冬泳協會江南分會(下稱冬泳協會)的會員之一，葉凱沒有想到的是，自己和其他會員們的一次冬泳，會產生如此大的影響。
　　2月17日上午10點半，冬泳協會在瑞安的東河舉辦了一次冬泳活動。會員多是土生土長的仙降人，也幾乎都是當地的膠鞋廠老闆。這是冬泳協會在今年1月2日成立後，舉辦的第一場活動。
　　在聞訊趕來的記者眼中，“膠鞋廠老闆集體下河”很可能是一條不錯的新聞線索——眾人眼中的“污染者”竟然要以下河的形式“推動治污”，尤其是在水污染問題倍受關註的今天。
　　很快，相關的新聞就以令會員們驚訝的速度傳播開來。一些會員也成為了媒體爭相採訪的對象。
　　尋找家鄉的“天然泳池”
　　2月22日，法治周末記者來到仙降東河邊，發現水面整體看來還比較清潔。不過，靠近岸邊的地方和一些角落處，仍有薄薄的油污漂浮，水質透明度並不高。
　　據冬泳協會的一些會員介紹，東河治污工程已於2012年完成。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，他們“才敢下去游泳”。
　　儘管如此，在下河冬泳之前，這些鞋廠老闆們依舊忐忑。“在我們真正下水之前，沒有人知道河水的水質究竟如何。我們在東河辦活動，也是下了一番決心的。”冬泳協會常務副會長林孝東如實說。
　　他介紹：“考慮到天太冷，可能會有部分年紀大一些的隊員體力不支。所以，我們計劃從下水的地方游到終點，大約300米。”但是，包括葉凱在內的一些隊員下水後覺得水質不錯，就游了一個來回。
　　“河水比較深，腳碰不到河底的淤泥。”同為膠鞋廠老闆的冬泳協會會員伍長松告訴法治周末記者，游完後，大家也沒有感覺到身體不適。
　　雖然這次與東河河水的“親密接觸”還算滿意，但林孝東認為，東河還不能成為自己和朋友們長期游泳的地點。“我們肯定還是會選擇水質好的地方。”他說。
　　過去，為了享受更好的“天然泳池”，林孝東經常去鄰縣的平陽水庫游泳。每次開車前往，來回需要花費兩個小時。
　　“現在，大家都有錢了，對生活、健康、環境的要求就高了。沒有身體，有多少錢都是空的。”冬泳協會副秘書長林光滿稱，自己和周圍的朋友都希望能在家鄉找到適合游泳的天然水域。
　　“給政府部門一些壓力”
　　在一些人看來，林孝東等人的這次冬泳其實是“作秀”。
　　對此，林孝東強調會員們“就是想在家鄉找一條比較乾凈，可以游泳的河流”。據他所說，這個決定是在一次聚餐時決定的。
　　林孝東認為，要在家鄉的河流中集體游泳，意味著可能帶來兩方面影響：一是，“給政府部門一些壓力”，促進他們對治水、環保的重視，而不是“治理好幾年之後，過幾年又放任自流，讓河水繼續變壞”；二是，讓村民和外來務工人員不再隨手往河裡扔垃圾、排污。在他看來，這兩方面可能帶來的影響，也是此次冬泳的深意所在。
　　“搞好環境，不是靠一個部門，而是要全社會所有人的參與和努力。”林孝東說。
　　身為冬泳協會秘書長的伍長松則表示，這種特別的冬泳活動“計劃每年都搞一次”。
　　事實上，在“溫州50多位老闆下河游泳”的新聞出現之前，仙降的河流早得到過輿論的廣泛關註。
　　2013年2月16日——正好距離此次冬泳事件一年前，浙江省瑞安市仙降金光村人金增敏發微博，“懸賞20萬”請環保局長下到“金光河”游泳。當時，金增敏是杭州一家公司的負責人。一石激起千層浪，這一事件引起多地“請環保局長下河游泳的”的浪潮。
　　在金增敏的“懸賞”微博中，配有“金光河”的照片。從照片上看，這條河流的河水並不深，很窄，河面幾乎被一次性餐具、破舊燈籠、邊角料等垃圾覆蓋。
　　也是在此次“懸賞”風波後，浙江省委、省政府作出“五水共治(即治污水、防洪水、排澇水、保供水、抓節水)”的決策，掀起新一輪的治水風暴。
　　“罪名”歸誰
　　2月22日，法治周末記者在當地村民的指引下，來到這條曾倍受關註的“金光河”邊。事實上，所謂的“金光河”名叫金家堡河，起點上河，終點金光村，全程1450米。
　　記者看到，儘管金家堡河仍然不算清澈，但河面已經幾近明亮，看不見黑泥。近處，並沒有明顯的油污和漂浮物。只有在遠處河面區域仍有些許污染物附著在水面上。站在橋面上的記者，也並未聞到明顯異味。
　　據當地人介紹，和原來的“黑臭河、垃圾河”一同消失的，還有河道兩岸的違法建築。不過，路邊用於做鞋的邊角碎料仍然堆積在那裡，隱隱散髮出刺鼻的味道。
　　這些在仙降幾乎隨處可見的邊角碎料來自膠鞋廠。由於當地的產業形式較為粗放，每天都會產生大量的製鞋邊角廢料。
　　作為全國有名的膠鞋基地，仙降有2000多家企業，以生產膠鞋、箱包為主。也正是眾多的膠鞋廠，為仙降吸引來眾多的外來務工人員。
　　有數據顯示，2013年，仙降本地居民4萬多人，外來人口卻達8萬人左右。
　　仙降的外來務工人員大多租住在本地村民的老房子里，以四川、雲南、貴州、山西等地人居多。
　　採訪路上，出租車司機劉春告訴法治周末記者，現在這個時候，大部分回家過年的外來務工人員都返回仙降了，他指著一些周圍較髒亂的老房子說，很多外來務工人員就住在那裡。
　　在這些老房子的外面，用竹竿晾曬著各種顏色的衣物，與街對面新起的鞋廠樓房相互映襯，展現著這個財富急速增長卻不均衡的地區現狀。
　　在林孝東看來，造成仙降污染的，主要是外來務工人員，因為他們並不在意環境質量。
　　“我們這裡進行環境治理，要求把垃圾放在固定的地方，會有清運人員定時清掃。但是，一些外來務工人員並不會執行。他們可能還是會把產生的垃圾，用袋子裝一下，直接扔下樓。我們也無法判斷這是誰扔的。他們都不會承認。”林孝東說。
　　在林孝東看來，現在村民和工人的環保意識仍不夠，但是要改變人的觀念也需要一個過程。“如果你現在制止他們破壞環境的行為，他們會覺得，你管得了我那麼多！”
　　一些膠鞋廠負責人解釋，自己的工廠遵守了當地環境治理的相關規定——工廠產生的膠鞋邊角廢料大都會堆放在路邊固定的地方，以便環衛人員清理。
　　仙降街道辦事處分管農業和水利的副主任陳學仕告訴法治周末記者，目前，仙降地區的人口數量已經遠遠超出了該地的承載量。環保部門對仙降的河水做過鑒定，河水中沒有化學、重金屬等危險品的污染。河水的污染主要來源於生活垃圾、鞋廠生產的固體邊角料以及外來人口的違章垃圾排放。
　　“當地的膠鞋廠，只是用河水冷卻‘膠’，並不會對水造成化學污染。”陳學仕說。
　　2013年，“懸賞請環保局長下河游泳”事件之後，仙降的膠鞋廠老闆背上了工業污染環境的“罪名”。在陳學仕看來，這個“罪名”實在是有些冤枉。
　　“捐款”治水
　　不過，在不少膠鞋廠老闆看來，仙降被污染的事實，和自己的企業也存在著難以割裂的聯繫——如果不是有那麼多膠鞋廠，不會產生如此多的邊角廢料，更無法吸引那些外來務工人員。
　　據林孝東和幾位當地膠鞋廠老闆介紹，村委會確定了河流治污方案，對需要的資金進行統籌之後，會召集村裡的企業家自願捐款。“大家會到村裡說個數……捐款數額從幾千元到幾十萬元不等，捐多少都可以，一般賺得多的可能會捐的多些。”
　　對於這些錢如何使用，誰來監管等問題，膠鞋廠老闆們大都表示自己信任村裡。
　　據媒體報道，除了仙降，近一年來，浙江省多地都出現過捐款治污的現象，在台州、麗水、義烏等地，為了保障“五水共治”的資金，公務員和商人成了被募捐的兩大主要人群。今年1月，浙江省台州市還卷入“紅頭文件強捐”風波。
　　但在一些人看來，缺錢，卻並不是浙江治水的最大難題。
　　浙江省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許建平認為，浙江省已經將“治污”的口號喊了十幾年，但實際治污效果不甚理想。
　　“浙江治水不在於錢，不是看口號喊得好不好聽，最後成效如何，還是要看具體如何做，要看領導是不是真的重視。”許建平說。
　　一年前，“能游泳”的標準，就像在溫州各縣、區的政府，掛起了一塊無形的治水倒計時牌。仙降街道壓力更甚。
　　“金光河”污染被曝光後，仙降街道清理了總長550米的河面，打撈出8000餘噸的垃圾，拆除了上萬平方米的違章建築，對河道進行清淤、拓寬，修繕堤岸、綠化帶等，併在沿岸安裝了污水管道，配備了兩個生態凈化池。
　　但即便如此，仙降的河水卻仍舊難回多年前的清澈面貌。
　　清澈河水只在記憶中
　　在45歲的林孝東的記憶里，小時候的河水是直接被用作生活用水的。“每天早上，奶奶都會起得很早，去河邊用臉盤把水裡的漂浮物撇一撇，直接把水接回家裡來用。喝水、洗臉、洗衣服用的都是河水。”1986年左右，林光滿還常在東河中游泳。
　　上世紀70年代，溫州仙降鎮各村主要發展農業生產，主要是種植水稻。
　　“那時候……環境和生態都很好。我們都會在河裡捉魚蝦。”林孝東說。
　　到了上世紀80年代，仙降製鞋業開始起步。林光滿記得，1983年開始，村裡有的家庭開始手工做鞋。但是，那時候賣鞋還遠沒有形成市場，做鞋的也是以家庭作坊為主，一年只能做幾十雙鞋，質量也並無保障，做好的鞋都要挑到外地去賣。
　　“80後”鞋廠老闆葉凱小時候趕上了清澈河水的最後時期。“我記得，小時候，陰溝里的水都還是清的，更別說河裡的了。”
　　上世紀90年代，仙降地區的鞋業企業式發展，由手工作坊變成流水線式的生產，越來越多的外來務工人員進村打工，環境悄然變化。
　　“錢多起來的時候，就是環境變壞的時候。”伍長松說。他記得，當地環境最壞的時候，河裡飄滿了垃圾，又黑又臭。
　　陳學仕記得有首民謠形容得貼切：“上世紀70年代的水可以淘米洗菜，80年代的水可以洗衣灌溉，90年代的水魚蝦拒在，21世紀的水人人受害。”
　　採訪中，法治周末記者走訪了仙降街道製鞋工業集中的幾個村子，翁垟村、金光村、林光村等均呈現相似的景象。
　　路邊的門面樓高低不平，顏色各異，“××鞋業”的名字在路邊各自展開。不知是不是因為剛剛過完年，街道各種招工、廣告推銷的紅色條幅有不少，讓本來擁擠、凌亂的街道看起來更亂了。
　　村裡不缺車輛。自行車、電動車、三輪車、載著材料的小貨車、麵包車、私家車、大貨車。路並不寬敞，車輛行駛難走直線。路邊還有行人穿著套裝冬季睡衣自在地行走。
　　陰影仍未散去
　　在仙降街道，去年全街道的固體垃圾清運花費就超過1000萬元。全街道共有40多個村，其中人口最集中的8個村的保潔，由保潔公司承包完成，每年需要花費500萬元。
　　街道辦事處陳學仕副主任總結，在過去的一年裡，仙降街道的清理治理工作的大力開展，主要有賴於“領導的重視、部門的配合以及全民的參與”。
　　據他介紹，河流的綜合治理主要分為3步：
　　第一步，拆除違規建築。城建部門大力拆除違章建築，比如拆除合併的違章居民房、不結實的房子、未經審批在岸邊規定範圍內不能建設的房子。去年一年共拆除違章建築兩萬多平方米。另外國土部門審批通過了共30畝地，用於建設民工宿舍，完成建設後，一部分民工就可以搬到那裡。
　　第二步，河流治污，打撈垃圾及漂浮物，截住污染源。為此，仙降街道每年出60萬元對街道河面的漂浮物進行打撈，進行河面保潔。
　　第三步，進行河道的清淤和疏浚，加深加寬。與此同時，河岸的硬化、河邊的綠化、以及河岸路燈的量化工作也在進行。金光河就是一個例子，河邊用石頭加固，河岸築起了欄桿，防止泥土流失、淤堵河道。
　　除此之外，記者在仙降街道路邊還看見了一些“沉澱池”。
　　瑞安市政府計劃在全市建設“污水處理廠”，將周圍片區的污水截污納管，處理達標後再排放出來。這樣就可以有效的控制生活污水隨意排放致使水源被污染。該項目仍在建設中，聽說年底完工，陳學仕介紹說。
　　眼下，家鄉的河水水質在逐漸地好轉，冬泳協會的會員們也樂觀地期待著東河可以成為長期冬泳的“基地”，但他們並不完全放心。今年在選擇冬泳地點的時候，他們“不敢”在“金光河”游泳。